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最近，一些城市开始实行地名有偿命名制度，通过协议或者拍卖的方式，将新建的或必须改名的道路、桥梁、广场的公用设施以及住宅区的命名权进行出售。笔者认为，此举应当谨慎行之。
城市地名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就像姓名是人格的表现一样，城市的地名就是城市的市格。城市的地名包含城市自然、人文、经济、社会、政治等一系列的元素，反映了城市的精神风貌。如果仅考虑到其中的经济元素，并把经济元素等同于眼前利益，让少数企业名称变成城市街道的名称，那么，这个城市就不具有开放性，其发展前景就十分暗淡。
上海曾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城市的地名。但后来上海市决策者发现，如果在一个地方，道路的冠名权被出售，其它企业投资的欲望就会减少。很快，他们取消了有偿出售城市地名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的地名。
通过协议或者拍卖的方式出售城市地名，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取得冠名权的企业若未履行社会责任，整个城市将会为之支付信誉成本。如果企业冠名权到期，新的企业获得了冠名权，那么，市政当局必须修改所有的城市信息，以防止发生识别上的混乱。这样一来，市政当局必须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因此，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应该慎重出让街道的冠名权。
城市地名的形成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在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一个城市街道名称的确定，包括街道名称的修改，都必须征求当地社区居民的意见，通过民主表决的方式而不是公开拍卖的方式，决定城市街道的冠名权。
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大企业的名称成为了城市地名。这其中既有深刻的时代因素，也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曾有企业名称作为城市地名，而想当然地以为，可以通过市场竞价的方式，选择企业的名称作为城市街道名称。
城市的地名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城市地名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城市的发展脉络，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一个城市的风貌。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出售城市街道的冠名权，无异于隔断城市的发展脉络，破坏城市的整体风貌。如果无视民众的意见，用市场的决策方式代替民主决策，这个城市与现代化城市就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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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城市名称也可有偿命名嘛，例如武汉市可叫‘××汽车’。”这是我从网上随便摘抄的一句网友留言，你或许觉得如此反诘有些“抬杠”，但按照曹雨生主任“答记者问”的逻辑，既然“地名是一种资源”，而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资源，为何就不能出让城市名称呢？哦，城市不是“新建的”，但它是否可划入“必须改名”的范畴———一个地名是否必须改，谁说了才算呢……【详细】
新闻回放：武汉将实施拍卖地名制度 被指为权利寻租
武汉将实施拍卖地名制度 被指为权利寻租
来源：新京报
■对话动机
10月18日，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宣布将实行地名有偿命名制度。即通过协议和拍卖的方式，将新建的或者必须改名的道路、桥梁、广场等公用设施以及住宅区的命名权进行出售。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地名管理资金。
有媒体认为，地名命名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政府不该垄断。也有网友怀疑，这是一种权利寻租行为。
10月24日，本报记者在武汉市地名管理委员会，采访了当时草拟了该文件的武汉市地名管理委员会主任、武汉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曹雨生。
目前，他正在酝酿地名有偿命名（地名拍卖）的具体实施办法。该办法有望在年内出台。
■相关规定
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规定：新建的城镇街、路、巷的命名（或者老地名的更改），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提出方案，报经市政府后，由市地名办公室审核确定。
新建的城市公交、轻轨、车站、地铁、港口等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站、台、港、场等名称（或者老地名的更改），在征得市地名办公室同意后，由其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筹办。
新建的居民住宅区名称命名，由开发建设企业向民政部门提出命名申请。对于符合住宅区命名规定的，由民政部门颁发标准地名使用证。
地名确定一直有严格程序
新京报：地名对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
曹雨生（以下简称曹）：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地名首先意味着指位作用，而这也是地名的基本功能。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地名还反映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以及城市管理水平。对于武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后一个特点尤其突出，比如黄鹤楼、首义广尝琴台知音，提到这些地名，你就能感觉到武汉的历史积淀。
新京报：地名既然牵涉到城市的文明形象，那么从政府的角度，对于新地名的确定，或者老地名的更改，肯定是慎之又慎了？
曹：对，国家对于新地名的确定和老地名的更改，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具体条款见左）。
新京报：那么，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提到过地名拍卖吗？
曹：没有。但是其他的省市已经实施了多年，一些地方性地名管理法规里，做了明确规定（可以拍卖）。
拍卖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新京报：不管是新地名的确定，还是老地名的更改，都需要经过地名处审核。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武汉民政局地名管理处的行政职责？
曹：依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我们地名管理处的职责主要是宣传国家地名管理法规，履行日常地名管理工作，制订地方的地名管理法规，以及从事地名审查工作。
新京报：那么，我们执行审核的标准是什么？
曹：也是依据国务院的《地名管理条例》。地名不可以有损国家尊严的、民族团结，也不可以有封建迷信色彩。新地名如果违反了以上标准，绝对不能通过，而老地名如果违反了，则必须尽快更改。以前武汉有许多殖民色彩的地名，比如“德国跑马潮就改成了现在的“马潮。
新京报：有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而改名的？
曹：也有，比如“新华路”原来叫“新华下路”，商人们觉得“下”不吉利，于是就申请把“下”字去掉了。还有“武商路”原来叫“滑坡路”，在武汉商场旁边，商场也觉得不吉利，于是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新京报：武商路也属于用企业的名字命名，那我们当时有没有收费呢？
曹：这个时间很久远，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新京报：近几年里，武汉有没有用企业名字作为地名的案例？
曹：还没有出现。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地名是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拍卖的？
曹：地名命名权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广告效果，它是一种资源。
其他城市都在开展地名有偿命名这项工作，于是今年，我们就把地名拍卖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注意到，地名是一种无形资产。拍卖也是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有偿命名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通过有偿命名筹集资金。
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名管理工作。
地名拍卖不会形成利益冲突
新京报：你在提出这个草案到最后通过，顺利吗？
曹：非常顺利，报上去就批了。
新京报：等到具体实施以后，地名有偿拍卖的管理工作将由哪个部门负责？
曹：管理工作由市民政部负责。这是文件里规定的。
新京报：但是，依据现在的程序，城市公交站、轻轨站台、车站等命名，是由其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的。地名拍卖以后，会不会对现在的利益格局形成冲击？
曹：尽管地名拍卖将由武汉市民政局具体实施，但是地名协商拍卖所得费用，都将用于整个武汉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照顾了各方利益，不会形成冲突。
新京报：你在起草这次草案的过程中，有没有和城建、交通管理等专业主管部门沟通过？
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等到下一步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时，再征求他们的意见。
新京报：民政局对于地名拍卖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将包括哪些？
曹：目前文件里所提到的，由武汉市民政局负责地名拍卖管理工作，只是一个初步的意向。具体负责管理那一块，将会在实施办法中明确。
信誉不良企业不允许参与
新京报：你觉得一定会有企业愿意参加拍卖吗？
曹：会，因为这对企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形象宣传。打个比方，假如某一个企业有偿命名了。那么，这个街上的每一个居民在使用这个自己的家庭住址时，都要提到它的名字。这无形中就给企业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宣传。
新京报：拍卖是一个必须要完全依照市场运行规律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是合法经营的企业，都有权参与拍卖。那会不会出现一些不雅的名字作为地名，比如用卫生巾的品牌作为立交桥的名字？
曹：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老百姓就要骂人了，肯定不会。我们会在拍卖之前对于报名的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在这个环节上会做到控制。一方面，一些信誉不良的企业，将不会被允许参与，另一方面，我们会考虑到企业的名称或者品牌是不是适合作为地名。
新京报：个人可不可以参与拍卖呢？
曹：肯定不行，因为如果允许个人参加拍卖，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他的名字作为地名。
依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不允许用人名作为地名。
拍卖可能会造成地名混乱
新京报：拍卖可能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你前面提到，地名反映着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将如何保证新地名和原来的历史文化和谐。
曹：我们会把好三关。一是有偿命名的范围关，并不是所有新地名都拍卖，能够反映武汉市历史文化和群众认同感强的地名，不会纳入地名有偿命名范围。二是名称关，首先是含义要健康，用字规范；其次，不能够重名或同音；第三，绝对不许用外国的人名地名。三是资格关，必须是信誉良好的企业。
新京报：我注意到，命名权有一个使用期限？
曹：是的，根据外地经验，使用期限限定在15年到20年之间。如果到了期限后，企业愿意续约，将继续使用该企业的名称作为地名。如果到期后，有新的企业愿意签约，将会用新的企业名字。
新京报：那岂不是会造成地名因为经常更改而出现混乱？
曹：（笑）的确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也没有办法。
民政局得到的好处很少
新京报：地名拍卖所得费用将用于何处？
曹：武汉市办公厅的文件中说，将全部用于地名管理经费。
新京报：地名管理经费需要这么多钱吗？财政每年拨给区划地名处地名管理费多少钱？
曹：今年拨给我们的地名管理经费是10万。
新京报：区划地名处包括你在内一共多少人？10万元的地名管理经费不够吗？
曹：我们处里目前5个人。这基本上保证了民政部门管理地名日常工作的需要。
但是地名管理费是一个大概念，它不仅包括地名管理处的工作经费，还包括路牌、门牌、道路标志设置、电子地图等等经费，涉及城建、公安等多个部门，这一块的投资很大，由政府财政直接拨给这些部门———这些都称之为地名管理经费。民政部门涉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新京报：就你了解，武汉市政府每年投入的全部地名管理费———包括城建、公安等部门的———大概有多少钱？
曹：2003年武汉市组织开展地名标志设置，当年总共投入1879.5万元。今后，新设置地名标志以及日常的维护管理，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但是一年也得几百万。
新京报：也就是说，尽管拍卖地名是有区划地名处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实施以后，区划地名处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曹：对，民政局得到的好处很少。不管是不是施行地名有偿命名，民政部门负责地名管理工作的经费，也都由财政拨款。
能带来多大收益尚难预计
新京报：外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拍卖的起价如何确定？比如说一个车站的冠名权值多少钱，你将参照什么价格来确定？
曹：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问题还在征求各方意见，需要进一步论证。
新京报：你估计一旦推行开来，地名拍卖每年会给武汉带来多大资金？
曹：将来能得到多大收益，目前也不好预计。
新京报：你提到，地名拍卖制度，外地已经实施多年了。那么，依据青岛、济南、杭州等地的经验，冠名权定价是参照什么确定的？推行以后，具体收益有没有解决这一块的资金缺口？
曹：我一直没有机会了解，不知道。
新京报：地名拍卖之后所得资金是由我们民政部门管理吗？
曹：不是，将来会施行收支两条线，所得资金全部交到财政，由财政部门管理。
拍卖是因为政府资金困难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地名的命名权是全社会的一种公共资源，政府不应该垄断，尤其不该垄断后将其用于商业目的。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曹：地名管理是政府的一项管理工作，地名的命名权限在政府，这是有国家法律规定的，所以，垄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垄断是指经济行为，不是指行政行为。
新京报：但这种公共资源走进拍卖行之后，就变成了经济行为。
曹：但这仍然是政府行为啊，不是垄断。
地名的确属于公共资源，但是它是一种隐性资源，我们通过有偿命名之后，才能让它转化为现实资源，然后用这些资源去改善道路的硬件设施，比如道路的维护管理，设立道路指示标志，设置门牌号，这些资源，最终还是用到了全社会。
新京报：就你了解，国外有拍卖地名命名权的案例可以借鉴吗？
曹：没有，人家不缺这点钱。说到底，我们之所以拍卖地名命名权，还是因为政府资金困难，需要我们想一些办法来改善。
采写/本报记者 杨继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