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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研究报告】对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很容易想到的是我国贸易品价格的上升，并可能由此导致贸易顺差的下降以及工资-通胀的螺旋式上涨。但博览分析员认为，顺差的下降和通货再膨胀都不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最大冲击。实际上，贸易顺差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是符合管理层"促平衡"的调控意志的。
真正对中国经济冲击最大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产业断层现象。
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三大层次的竞争。处于最低层次的是资源竞争，以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富余型国家在这一领域占据着天然的竞争优势；处于最高层次的是金融竞争，美国拥有绝对领导权；处于中间层或者说"夹心层"的，是制造业的竞争，中国目前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挑战中国的有力竞争者。
在全球财富分配的循环体系中，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通过提供资源，中国通过对资源的加工参与整个利益链条的循环，这两类国家都是通过有形的产品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分一杯羹。而处于最高层次的美国则仅仅凭借金融霸主地位，通过虚拟货币的扩张与收缩瓜分着全球利益的"蛋糕"。
通过对全球利益格局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一方面需要对全球资源的布局，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最终目标应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在全球金融领域中争夺话语权。
但是，中国的人口特征（整体数量多、高素质人才不足）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转向美国式的全面依赖金融的产业特征。而只有制造业才能够与中国的人口特征契合。因此，在全球制成品的竞争格局中占据王者地位是中国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很好地实现了在这一领域门外汉向王者的"蜕变"。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并不能理解成放弃原有的核心竞争力，而应该是对核心竞争力的拓展。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实现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的成功转移以及东部沿海产业的升级将决定中国能否成功守住在国际分配格局中的现有地位。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所带来的劳动力流动过程能否与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实现"无缝对接"。
因此，劳动力成本的平滑上升对我国产业调整的战略至关重要，这有点类似人民币的平滑升值对我国金融战略的意义。而由国际粮价上涨引发的国内劳动力成本在短期内的突然上涨，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出现了产业断层的现象。
一方面，由于技术和高科技人才的短板在短期内无法补强，发生产业迁出的地区（如珠三角），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替代产业进行支撑，产业"空心化"问题开始暴露。据了解，目前作为带动东莞市产业升级的龙头地区--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本来园区定位为：智能家电、电子通讯、医药保健、精密化工、新材料、环保饲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但招商情况并不理想，结果实际入园的产业是:汽车零部件、家电、电动机械、涂料、纺织印染机械、钢材深加工、精细化工等。很明显，这些产业的技术层次与规划目标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人力成本也因为通胀出现了上升，同时配套设施不完整，中西部也没能很好承接来自东部的产业。而新年的一场雪灾更将中西部地区的这些瓶颈集中暴露出来。已经有港商对此表示出忧虑，"即便转移，实际成本也难降"。
我们当然清楚，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新旧体系"对焊"的"阵痛期"。问题是，如果因为受到外部冲击而导致新旧体系最终"错位"，将使得中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大战略受损。因此，劳动力成本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理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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