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研究报告】从最近决策层的动向来看，当前对"防通胀"的重视程度明显进一步提升，那么政策将以什么方式出台呢？我们此前也指出控制通胀预期和保证供给这两大"防通胀"要件中在具体措施中存在着一定冲突（比如决策层比较看重的价格干预措施），那么"防通胀"如何应对这一冲突呢？
博览分析员认为，要把握政策动向，首先必须认识到，2月份（8.7%）接近两位数的CPI要求，在一段时间内"防通胀"已进入到防超过10%的"恶性通胀"的阶段，因此，2004年"防通胀"的政策和效果借鉴意义有限，还必须更多的参照防治恶性通胀的经验。
除了国外的符合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经验以来，我们更需要重视的是国内1979年以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两次持续恶性通胀的相关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的确存在着一个陷入"恶性通胀"的模式，这一模式由几个关键点组成：
第一，是价格机制改革对于物价的直接推升作用。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两次恶性通胀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源于非资源类产品价格的提升，伴随着这一进程，是水平逐步增加的四次通胀--
1979年开始价格改革的试行阶段，1979和1980年零售物价（直到1990年仍是主要的参考物价指数，与现在的CPI地位类似）分别高达5.8%和6%的主要原因。但以1982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为标志，价格改革试行被强行暂停，而1981年到1984年零售物价总指数同比持续4年低于3%，正反映了价格改革试行阶段涨价效应的一次性。
1985年价格改革正式启动，当年一次性调整农村粮食购销价格和棉花收购价格，并同步进行企业工资改革，1985年8.8%的零售物价指数中，前者直接贡献达4.5个百分点，而书报杂志上升32.5%，燃料上升4%，衣着、日用品、文化娱乐用品等零售价格均略有上升，则体现了后者的贡献。随后两年，零售物价指数下降到6.5%和7.3%。
但1998年的"价格闯关"开始，零售物价指数又猛涨到了18.8%。正如198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描述，"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稳定金融、控制物价的有力措施，又放开、调整了一些商品价格，以致加剧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
其后，政府以将GDP增速由1988年的11.2%大幅下调到1990年、1991年的3.9%、5%为代价，零售物价1989年10月开始降到10%以下，并最终大幅回落到1990年的3.1%水平。
1991年初价格改革迈出新的步伐，1992年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已分别上升到70％以上和90％左右，但在1992年CPI已经达到6.4%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加大价格改革力度，导致1993年的CPI再度突破10%达到14.7%。
以上历史告诉我们两个经验：
一，在物价接近两位数的临界区间，政府对物价的态度、政府对价格改革节奏的把握，是对物价具有直接而强烈的刺激作用的。稍一放松，物价就有可能进入超过10％的恶性通胀阶段，此后的治理成本将成倍上升，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和政局的不稳。
二，物价进入临界区间后，民众预期对物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个阶段，以政策引导居民预期企稳的重要性，不低于保持物价稳定本身的重要性。
恶性通胀模式的第二个组成节点，是粮食增产的稳定性对于物价稳定的威胁。两次恶性通胀的累积过程中，价格机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最终将物价推至阶段性顶点的，都是粮食总产量的"突然"减产。1988年虽然不是农产品价格上调较多的一年，但当前粮食总产量同比下降2.2%，导致粮食同比价格猛涨14.1%，并于1989年达到21.3%。
尤其是1994年，此前的1993年CPI已经高达14.7%，199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将CPI控制在10%以内，但当年粮食总产量下降2.5%，导致当年粮食价格同比暴涨36.8%，这成为助推当前CPI高达24.1%的重要因素。
第三，是总需求膨胀过快。1988-1989年的恶性通胀，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最终消费需求膨胀过快，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社会集团消费问题（机关、事业单位铺张浪费、大肆消费现象），1987年1988年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分别高达19.7%和20.3%；1993-1995年的恶性通胀则主要是因为投资需求膨胀过快，1992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7.6%，1993年则进一步上升到50.6%。两次恶性通胀都是紧随GDP增速达到阶段性顶点之后出现，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总需求膨胀对物价的推动作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