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研究报告】选择刊登《王岐山与中国金融业的渊源》一文是要引出我们对内地证券市场大政方针的研究，是为了理清当前政策的思路。今日，博览首席研究员探究的话题是：沪指3000点究竟是不是政府的“政策底”？
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猜测，作为分管国家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到证监会视察工作后，相关“利好”政策就迎面而来。市场传闻颇多，甚至称王岐山召集各大基金主管进行会议，表示在没有任何赎回压力、A股已跌至合理水平下，机构投资者不妨放心入市。
我想，即使副总理王岐山有此意，也不会公开说此话，这实质上表达了当前市场投资群体的一种希望，也是较好的将“政策市”演绎成了“青天市”，但客观上王岐山副总理的确赢得了中国近亿股民的广泛支持。
王岐山的名字在公众中叫响，始于他临危受命抗击“非典”。但事实上，从政20多年来，王岐山曾亲身经历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广信破产案、海南烂尾楼处理等重大事件。
我认为，王岐山处理重大金融危机事件的成就，在于他坚持市场化的原则的勇气与策略上的妥协。“广信破产案”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对外信用冲击，但王岐山却告之海外债主们：“你们可以去告，到哪里都可以，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到国外，也愿意奉陪。” 一面又以学者的思路从理论上廓清，解释说：广信的信用既不是主权信用，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信用，这种介於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过渡性信用，可以称为“窗口公司信用”。最终，广信破产案顶住了海外的压力得以顺利执行。
在我看来，王岐山到中国证监会更多传递的是证券市场坚持市场化从根本上“救市”的方针，同时也达成了为顺利推进制度建设的妥协策略。
我们可以回头来分析一下，近期相关政策的内含。
4月20日出台的《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实质上是调节了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一点在4月30日证监会负责人解答有关再融资与大小非压力时，已作了充分的解释，从数据上释放了市场的担忧。
应该说，一开始证监会是想通过着手供求关系作为切入点，但当日市场的表现却有违管理层的意图，从而逼出4月23日财政部下调印花税的政策。
反映如此之快，这里应与王岐山的支持与提前准备的妥协方案有关。
但我们同时注意到，管理层近期以来在媒体中尽可能避免谈及印花税，而此后接连发出的政策是将市场的目光转向与交易制度、发行制度改革相关的聚焦点上。
也就是在下调印花税的当天，同时也公布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其中就隐含着融资融券业务。
紧接着，4月26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负责人首次透露了缩小一、二级市场的价差，提高中小投资者的中签率的意图。4月30日在第十届发审委成立大会，尚福林主席亲自发言强调了发行制度改革的四大切入点。
我认为，3000点发布这一系列政策，是因为制度建设需要一个适合的环境与扭转悲观市场预期，需要政府的政策调控来抑制股市的不正常剧烈波动，以弥补制度的缺失，重新提振投资者的信心，更需要尽快解决现有制度缺陷引发的助涨助跌的特性。
这才是表面“救股指”与实质“救市”的根本性差别所在，也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策略所在。
反过来，如果不是直线暴跌至3000点，令制度建设难以推行，下调印花税的政策可能不会出台。在沪指4000-3500点期间，市场强烈呼吁“救市”但证监会仍不为之所动容。
因此，政府与市场间的博弈既有共同性，即市场止跌启稳，又具有对抗性，即政府需要是中长期根本解决制度问题，但市场利益集团需要兴奋剂一样的“利好”。
这种博弈还将持续存在于我们的股市运行之中，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对3000点的担保或承诺，就是一个“政策底”。
因此，我要强调的是，此次监管层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已被市场上很多人解读为政府的“救市”之举、甚至认为3000点是一个“政策底”，是与政府当前调控股市思维相去甚远，我更原意理解为是政府为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而作出的战术策略与妥协。
或许在沪指逼近4000点之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多少不合适宜，但这并不影响或背离我们对股市短中期与中长期趋势差别性的判断。
基于此前下跌一直都在贴着下降轨道的下轨在运行，没有确立下降轨道的上轨，因此，当前只是在整体下降通道中寻找上轨的上涨过程。为此，我的同事在下文专项论述了短中期上轨的宏观基本面，同时，另一文从市场机构行为方面探究了支持上轨高度的条件。
